耍猴人之“罪”

　　我进去的时候和他们都一样，脱光衣服，检查身体。我进的是8号牢房。脱衣服的时候，他们发现了我藏在裤裆里的6200元钱。在公安局搜身时他们没摸到我的裤裆，就没有被搜出来，到看守所必须脱衣服，这才被发现了。看守所的管教让我把钱数一下，让牡丹江森林公安局拿走。

　　当时是晚上九点多，牢里面已经有19个人，加上我20个人。我睡在1号铺位。我怕夜里他们打我，躺在那里一夜都没敢睡觉。早晨第一个起来，抢着冲厕所、擦地板、干活。牢里的人看我怪有眼色的，就没有揍我。就这样，干了20多天后，和他们熟悉了，我才放心。这个牢房里也有一个杀人犯。这个人和朋友合伙把另一个朋友给杀了，但主谋却没有被捕，他成了主犯。他感觉自己上当受骗了。

　　里面还有一个城管大队的指导员，他是替市领导顶罪进来的。市领导开车撞了一个教授，就说让他先顶罪，过几天领导就把他给捞出去。关了一阵子，领导也没有把他捞出去，法院要开庭审判的时候，他才说了实话，说自己是顶罪进来的。一个星期后，他被放了出去。

　　在牢里住的那些日子，每天都有被森林公安局抓进来的人。我那个房间，出出进进，前后有20多个人是被森林公安局抓进来的，每人交1万到4万不等的钱，就可以取保候审，否则就别想出去，等着被判刑。

　　监狱里的一个警官，当着我们的面说：“森林公安局抓这么多人进来，早晚会犯错误的。”

　　工作人员从冰柜里拿出冻得僵硬的猴子尸体，鲍风山抱着猴头痛哭不已（出版社供图）

　　看守所有一个规定：在外面有冲突，身体有伤的人看守所不收。怕犯人受伤死在里面，那样看守所就要承担责任。

　　看守所给我进行身体检查，把衣服上有金属的东西都拽掉，以防自杀、自残。我被关进11号牢房。我进去的时候，里面已经有19个人了。我住的那个牢房里也有一个杀人犯，他是在夜市喝酒，跟人发生摩擦，用酒杯把对方打死后投案自首的。因为投案自首，在牢里没有戴手铐脚镣。如果不是自首，被警察抓住的杀人犯，在牢里就要戴上很重的手铐脚镣。后来我又被转到8号牢房。

　　我做过建筑，我们住的牢房面积有30平方米。每个牢房里面都有监控，是无死角的监控。牡丹江第二看守所是全国模范监狱，整体上比较规范。里面的犯人对这个监狱评价也不错。一天三顿饭，白菜汤加黄面发糕，虽说吃不上肉，但是能吃饱饭。犯人家属还可以往监狱里面存钱，有钱的犯人也可以点餐，吃些好的。里面的烧鸡80块钱一只，比外面贵很多。

　　我说：“因为是全国模范看守所，所以你们在里面能吃饱饭。我以前有一个朋友的哥哥被关了一个月，每顿饭就两个窝窝头，出来的时候人饿得瘦了20斤。所以，我印象中看守所里不但挨打还吃不饱饭，幸亏关你们的是模范看守所。”

　　在牡丹江第二看守所里，我们基本上没有受罪。其实我们进去的第二天，放风的时候就知道猴子死了。牢房里的犯人都知道有四个耍猴的被抓起来了。放风的时候我们听其他犯人讲，牢里有公安局的卧底，为的是对犯人实行摸底，所以外面的消息能传进来。这些在牢房里做卧底的人被称为“金牌卧底”。他们用公安人员，更多的是用一些想立功赎罪的犯人做卧底。这些卧底主要是对付那些犯有大案又隐瞒、不彻底交代的在押犯人。森林公安局去看守所审讯过我们三次，每次审讯完，警察都会拿出七八张白纸让我们在上面签字，告诉我们说这是履行手续时用的，签完字我们就可以走了，猴子也会归还给我们。至于签字的这些白纸上后来被警察写了什么，我们并不知道。

　　按照法律的规定，公安局有30天刑事拘留权。人民检察院应当自接到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书后的7日以内，做出批准逮捕或者不批准逮捕的决定。检察院来看守所审讯过我们，听完我的诉说后，就说：“你们这不算得上什么大事，到时候就释放你们了。”我们被关了35天后，8月13日被森林公安局取保候审。

　　森林公安局去看守所为我们办理取保候审手续的时候，刑侦科长把我们叫到一个小屋里说：“小子们，猴子不给你们了，你们要是去告的话就随着你们告，你们要是想在这里折腾的话我们就对着折腾。”

　　随后，他给我们办了取保候审，公安机关可以每时每刻传唤你，也可以每时每刻再次把你关起来。他用我们的6000元，为我们强制办理了取保候审。

　　刑侦科长还对我和苏国印说：“我看你们两个人老实听话，你们乖乖地在这上面签字，等他们俩走了，我给你们俩在公园里找个驯养猴子的工作，你们就在这里干吧。”

　　我们俩当时还有些相信他。我和苏国印在上面签了字，刑侦科长还把取保候审剩下的200元钱给了我们俩，我们俩就先走了。

　　鲍风山、鲍庆山兄弟俩说：“我们始终不承认犯罪，我们不在取保候审书上签字。我们俩因为拒绝签字，被扣到夜里才被释放。”

　　宋杨律师认为，公安局的做法是不正常的。按照正常流程，取保候审都是被拘留的人主动申请并交钱，不会有公安局代办的情况。刚被刑拘的时候，公安局曾经对鲍庆山的儿子说，只要交5万元，就能给他们四个耍猴人办理取保候审，但是他们拿不出这么多的钱。

　　释放后的第二天，8月14日，我们四个就去森林公安局要自己的六只猴子。刑侦科长对我们说：“每只猴子按2000元钱的价值计算，再按照十倍罚款，就是12万，你们要是交了这12万的罚款就把猴子还给你们。我看你们还是回家吧，给你们开一个证明，取保候审在当地执行，这也算是照顾你们了。”

　　四个耍猴人每天到森林公安局索要自己的猴子。公安局拒绝归还他们的猴子，他们只能到森林公安局的上级——牡丹江市林业局纪检处反映情况。这时候他们才知道，牡丹江林业局的副局长就是现任森林公安局的局长。

　　纪检处接待了他们，答应将这个情况向他们正局长反映，但是说正局长外出了，就让四个耍猴人耐心等待。就这样，鲍风山、鲍庆山、苏国印和田军安四人在近一个月的时间里，在牡丹江打工、露宿街头，等待林业局的回复。这期间，他们还到省会哈尔滨去找有关部门反映他们的问题。

　　这四个耍猴人索要自己六只猴子的坚定决心，让牡丹江森林公安局没想到。更让耍猴人没想到的是，他们等来了第二次被抓捕、审判。

　　9月1日，刑侦科长开车把他们四人带到了距离牡丹江86公里的东京城镇林区检察院起诉科，就此案提出起诉。东京城镇林区检察院就此案提起公诉，以没有野生动物运输证为由让他们四人认罪。第二天就把他们给定罪了。

　　在东京城镇林区检察院起诉科，我向审问我们的检察官申辩说：“耍猴在我们新野是祖祖辈辈留传下来的传统，而且我们有猴子的饲养证，证明猴子是我们自己繁殖饲养的，这怎么算犯法？运输证是给运输贩卖猴子的人办理的，我们是牵着猴子走江湖卖艺的人，又不是收购、运输和贩卖猴子的，怎么办理运输证？新野猴戏2009年6月被河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‘河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’项目，我们玩猴戏怎么就犯法了？”

　　我告诉检察官，牡丹江森林公安局在抓我的时候，有很多行为是违规、违法的。检察官听了几句就不让我说，在审讯记录上就没有我说的这些话，只记录有我们四人怎么从家开始来东北、怎么把猴子运输到牡丹江的过程。

　　我问她：“为什么我说的公安局打人、没收我们的钱、猴子你都不记录，为什么公安局说的你都记录？”

　　检察官指着我说：“你说猴子，你有证据吗？你再说，再说信不信拿枪打死你，信不信我把这六只猴子的罪都扣在你一个人的头上，把你搞进去？”

　　最后，她拿着审讯口供记录让我们签字，签字的时候还问：“你们认罪不认罪？我诱供你们了没有，威胁你们没有？”

　　看到这样的阵势，怕事的鲍庆山、苏国印和田军安三个人被吓得躲在起诉科的门外，只有鲍风山在和他们争执。最后也只有鲍庆山、苏国印、田军安三个人在认罪书上签字。

　　怕呀，怎么不怕？怕我也不认罪，都认罪了，人家就可以随便判你。我和他们争辩的目的，就是想让他们了解我们不容易，人心都是肉长的，总能唤起他们一些良心吧，不要把我们判刑。以前我们也被城管、警察抓过，我一说自己的情况，人家心里也明白我们这些耍猴人可怜，都是训斥一下就让我们走了，可是这次遇到烦了。